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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整治补习班,出动“镇压团”

  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联合几个家长,承包了一栋别墅。又找来老师,给孩子进行暑假培训。

  每天一千多,一个暑假培训两期,每期十天,算下来要两万多。

  听得我是目瞪口呆,想起了自己那永远长不大不会自己还钱的花呗。

  他也有些肉疼,但又说,他们这个投入算是很少的了。有些家庭给孩子请暑假的私教,动辄几万起。

  培训班,大有往高端奢侈品方向发展的趋势。

  不是大家有钱,而是国内成规模的培训班都停了。于是,家长和一些老师们,打起了游击战,或者走起了私人订制的奢侈路线。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双减”新规正式发布,校外培训班遭到集体整顿。

  一时间,不止家长焦虑,培训机构也很慌。校外教培类股票应声大跌,《俞敏洪哭了》之类的标题再次在朋友圈出现。

  与之相伴的,还有乱飞的各种谣言:“暑期邮轮公海集训”,45天超长时间封闭化集训,邮轮将“航行至公海,至公海前全部自习”;“全程高强度集训,穿插各种考试,二十年名师授课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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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网络

  “邮轮集训班”在中国也许还只是个段子,但在韩国,却是真人真事。

  我们今天经历的大震动、大讨论,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了,而且还不止一次。

  只是,同样作为培训大国,韩国人最终把培训班的问题,解决了吗?

  为了抓补习,出动“镇压团”

  2012年3月9日晚上,在首尔江南区大峙洞教辅机构学习的学生们,遭到了“深夜教学镇压团”的袭击。

  “晚上10点,在大峙洞大型补习班密集的地区,成百上千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生们如涨潮般涌出,乘上父母的车和校车,又像退潮般瞬间消失。”

  《韩民族日报》写道。“在D学院,’镇压小队’的第一站,3楼至5楼教室的灯全部熄灭,学生们都回家了。”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但真正的“管制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当时钟指向晚10时20分时,“镇压小队”,也就是首尔教育厅的公务员们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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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韩国上流家庭如何给孩子补习的电视剧《天空之城》

  在S补习班,一名男高中生正在教室里解习题集。去年10月和11月,这家补习机构因为在晚上10点之后仍在授课,已经被罚了两次,共计30分。

  现在,他们被罚31分了。补习班的罗院长面如土色。

  “绝对不是在上课。(学生们)有不懂的要留下来学习,所以(他们)才不会有不满。”院长解释道。

  “这里不允许夜间自修。”公务员说。

  “你们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一个人(在学习),而且我也没收钱。”院长说。

  “你知道自学也是被禁止的,因为它可以变成一对一的辅导。”“镇压小队”回答。

  争执持续了20多分钟,还没有结束。

<a href=韩国整治补习班,出动“镇压团””/>韩国很出名的一个数学老师车吉勇(图源:华盛顿邮报)

  10点以后进行授课或组织学生自习的辅导班,第一次发现会被扣10分,第二次扣20分。加上其他扣分事项,扣分31-35分将被停业7天,36-40分停业14天,以此类推,直至超过66分被吊销执照。S补习班这次被勒令停业45天。

  接下来是C补习班。

  3名学生在最靠角落的教室里开着灯,忙着填答题纸。见到执法人员,他们像提前演习过一样,抗辩说:“本来要写到10点,只是还没写完而已。”

  讲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解释说:“孩子们本来要回家,只是先稍微坐一下。”

  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争执。补习机构被罚20分。

  接着,M补习班的学生也被抓了出来。《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在两个小时里跟随执法队探访了7家补习班,其中3家违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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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加补课的韩国中学生(图源:网络)

  为了“驯服”补习班,韩国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

  当局一次次地整顿培训班,直接下发禁令,还改变了学校的考试方式和大学的录取政策,在“堵”和“疏”上都绞尽了脑汁。

  《韩民族日报》报道的这次“镇压行动”,就是时任总统李明博的政令——晚上10点钟之后不得上补习班。

  这位总统在2008年就任时曾表示:“不能接受由政府主导的一刀切的统一课程,和只局限于高考的教育体系。”

  但在填鸭式学习根深蒂固的韩国,这些努力全部收效甚微。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2010年,74%的韩国学生参加了某种形式的课外辅导,比例全球最高。

  2009年,韩国人在课外辅导方面投入了190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的投入在50至70亿美元之间),超过了该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一半,私人教师的数量比学校教师还多。

  中国香港《亚洲时报》报道称,平均每个韩国学生每月要花700到1000美元去补习和辅导,远远超过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

  韩国智库现代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报告称,韩国家庭平均将其收入的近20%用于课外辅导。

<a href=韩国整治补习班,出动“镇压团””/>韩国学生(图源:网络)

  2008年,韩国有7万多所教辅机构,其中47%是针对高中招生的。

  最好的补习班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每逢补习班报名季,有意向的家庭常常要通宵排队抢号。

  拿到号之后,孩子还要参加入班考试,考试通过后再根据成绩被分去对应等级的补习班。

  一些教辅名师甚至会面试家长,了解家庭情况,甚至像拍卖一样,由几家出价,然后再决定自己将为哪家的孩子进行上门辅导。

  首尔久负盛名的“高考复读班”——大成学院的录取率只有14%,甚至比很多大学都低。

  有幸入读的孩子一天要学习14个小时,大约70%的学生可以进入韩国的“天空(Sky)三大”——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和延世大学(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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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探讨教育的纪录片《学习的人》视频截图

  大量的教辅机构云集寸土寸金的首尔江南区。

  2010年,在首尔市教育厅注册的补习班超过2.5万家,其中近6000家位于江南区,仅大峙洞一条街上就有上千家。

  扎堆的补习班甚至抬高了当地的房价,据称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上升到首尔同类地区的300%。

  2003年,政府曾计划开发一个新的教辅班中心以缓解江南区的压力,但在遭到严厉批评后,计划不到几周就取消了,因为它只是转嫁、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白天睡觉,晚上补习

  课外补习烈火烹油,原因显然出在课内。

  “大多数韩国人承认,公共教育不足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亚洲时报》写道。

  韩国公立教育问题很多: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OECD国家中,韩国的教室是最拥挤的,中学平均每个班级有37.1名学生,而OECD的平均水平是23.7名。

  公立学校的弊端,为私教市场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沃土。

  “当我参观一些学校时,我看到教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而老师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表示。“商店里出售一种特殊的枕头,可以套在你的前臂上,让在桌面上小睡更舒服。很明显,逻辑是这样的:你就该在课堂上休息,然后熬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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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韩国老师说:这基本就是我学生的样子(图源:博客quarterlifecrisistime)

  不仅是学生,很多老师也是如此:2008年,韩国政府下令禁止公立学校教师为补习班出试题。因为人们发现,一些教师向补习班泄露考试范围和试题,使在这些地方上课的学生们能在学校的考试中获得好处。

  多年来,韩国人一直在哀叹教育体系的畸形,政府曾多次尝试规范校外教培,20世纪80年代的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完全禁止了补习班——只不过,每一次尝试后,补习班都变得更强大。

  1980年,全斗焕为了赢得正当性和民众支持,喊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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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中学生在补习(图源:网络)

  1980年7月30日,“第五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全斗焕所带领权力过渡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就发布了“7·30教育改革”措施,全面禁止了一切形式的课外辅导和补习班。

  次年,新修订的韩国《学院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禁止课外辅导,开设补习班也需要官方教育当局认可,违反者将处以罚款、甚至有期徒刑1年等处罚。

  斗焕政府将课外补习变成了校内补课和通过教育电视进行的补习,韩国教育电视台EBS应运而生。

  当局派出了“课外辅导打压队”,四处查处补课行为。

  但补习班和家长们的智慧是无穷的:让老师在深夜(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到学生家里提供辅导、把辅导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就像我那位朋友现在做的那样)、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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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网络

  而因为要避免补课风险,辅导价格上也为老师添加了“风险成本”,辅导市场的价码一路飙升。

  打压队忙到不眠不休也抓不过来,地方当局也热情不高,所以“禁令”大多情况就是不了了之。

  时间久了,“五共”自己也逐渐松懈:1988年12月19日《京乡新闻》报道称,在江南区就读的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中, 有70%以上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

  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名存实亡的教育禁令被废除,并最终于2000年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韩国的私教市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3个人,要监督5000家补习班

  2008年初,首尔市允许补习班“自行设定补习时间”(也就是通宵),结果遭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批评,连李明博总统也表示反对,这才悻悻撤回。

  青瓦台下令限制补习班的收费金额,补习班必须向政府披露其学费数额,如果学校试图提高学费,人们可以投诉;

  被发现做虚假广告的补习班的执照将被吊销。

  2009年7月,为了抓到违反这些新规定的人,政府开设了举报网站,并为举报者提供现金奖励。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些家长求助于私人家教,一些补习学校把课统统排到了周末,以弥补工作日课时的不足;另一些则直接无视了这些规定。

  “许多教辅机构认为政府的打击充其量只是昙花一现。他们说,有许多逃避处罚的伎俩,从技术上讲,以有限的人力,不可能对所有这些伎俩进行监控。”《韩国时报》写道。

  “新规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学费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起作用,因为家长和学生都知道哪个补习班更好,他们愿意为更好的项目支付更多的钱。”大峙洞一所英语补习班的校长说。

  如果执照被吊销,那就以家人的名义重新开办一所新的补习班就好了,反正家长和学生都是跟着老师走的。

  许多从业者对政府的监督嗤之以鼻。

  “据我所知,首尔江南区(教育厅)只有3名公务员,而仅该地区就有5000多家补习班。”一家小型补习学校的经营者表示,“这3个人怎么能同时监控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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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大峙洞有上千所私立补习班(图源:网络)

  韩国人在家教上的花费占该国GDP的2%,这么一个庞大的行业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大大小小的教辅机构不断向法院挑战政府的决定,指控“政府侵犯了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自由”,也时常取得胜利。

  李明博的“补习班宵禁令”就被宪法法院顶了回来,结果出了首尔和釜山,韩国其他地区无一实施。

  有时候,教辅机构还会得到家长的支持。大多数韩国家长何尝不为天价的补习支出痛心,但他们更痛心的是,政府一味的“堵”只会进一步抬高这些支出。

  甚至连学生们自己都支持补课。

  “要做的功课堆积如山,只一味管制就够了吗?”在2012年的“镇压行动”中,C补习班的一名学生对着公务员追问道。“在学校自学也要扣分吗?”

  杨庆哲是首尔南部工业城市龟尾的一名工厂经理,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供大女儿上了6年的深夜补习班,但她没能进入精英大学。“这是在浪费钱。”他对《华盛顿邮报》说。

  他的小女儿现在不上补习班了,主要靠自学。她希望韩国正在进行的大学招生制度改革,能让她更容易与那些花大钱聘了顶级家教的同学们竞争。

  “我希望有一天,公共教育能足够。”杨庆哲说。

  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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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了解完韩国政府和培训班的斗智斗勇后,最大的感慨是:

  像,真的是太像了。

  他们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甚至,他们要远比我们还要疯狂。不过,疯狂的培训制度下,更关键的还是公立教育的不足,以及以分数为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发生改变,就像韩国正在发生的,到最后,只是会让培训制度走向地下,甚至,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越有钱的家庭,越能够通过价格高昂的培训班,享受更好的教育现实。

  就像我那位朋友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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