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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真实群体惨案改编,它成为韩国最催泪电影之一

  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后来都怎样了?

  韩国当地时间2014年4月16日上午,载有476人的世越号客轮在全罗南道珍岛郡海域浸水并沉没,最终导致300余名乘客遇难,遇难者基本都是韩国鞍山市檀园高中二年级学生。

  这一事件,近几年在韩国和日本被制作为多部纪录片,包括《潜水钟》(2014,韩国)、《漂流·韩国社会~世越号沉没事故遗属的8个月》(2014,日本)、《黄金救援时间内毫无作为的国家》(2017,韩国)、《世越号沉没~生死存亡的101分钟》(2017,日本)、《那天,大海》(2018,韩国)等。

根据真实群体惨案改编,它成为<a href=韩国最催泪电影之一”/>《那天,大海》剧照

  此类题材纪录片一般旨在探寻事件真相,若需呈现这一事件的社会警示,或表达事件当事人的情感创伤,或得依赖剧情片的力量。韩国电影一向不惮于改编在民众中掀起舆论狂澜的真实事件,并由此推出了《素媛》、《熔炉》、《辩护人》等摧心力作。对于世越号沉没事件,韩国名演员薛景求和全度妍便共同主演了一部催泪剧情片——

  《生日》

  (《생일》)

  《生日》由1974年出生的女导演李钟言自编自导,李钟言也凭此片获2019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新人导演提名及2020年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导演提名。《生日》的主演,更是韩国顶级男女演员的最强联合。薛耿求,《素媛》中的爸爸,百想艺术大赏、韩国电影大钟奖双料影帝;全度妍,《密阳》中的妈妈,2007戛纳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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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媛》中的薛耿求与《密阳》中的全度妍

  “《素媛》爸爸”+“《密阳》妈妈”,在《生日》中演绎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这应是近年韩国家庭片中最令人无法抗拒的卡司配置了

  电影上映后,韩国观众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被泪湿的纸巾,足见《生日》的感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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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世越号事件而言,《生日》是一部举重若轻之作,它讲述沉没事件后,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如何在巨大的伤痛中神思恍惚地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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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评分最高的华语剧之一《我们与恶的距离》,同样刻画了一对失去长子的父母,它与《生日》有诸多相似之处——孩子离世后,父母感情同样不睦;母亲性情大变,父亲则相对冷静;两位父亲都渴望弥合家庭创伤;他们同样都还剩有一个女儿,同样去参加遇难者家属聚会,期望借此修补千疮百孔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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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丧子夫妻

  但《我们与恶的距离》拥有更理性、硬核、宽广的主题,新闻媒体的职业良心、律师行业的道德追问、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安置、受害者家属与施害者家属的对立关系等,都在它的思索范围中。

  《生日》则不同,“世越号”这几个字,只偶尔在片中云淡风轻地出现,这起令人震惊的灾难事件被推远为一种朦胧却永不消失的背景,化为空气中的因子,浸入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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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开场,刚从越南回到韩国的郑正日(薛耿求 饰),在妹妹的指引下,找到妻子朴顺楠(全度妍 饰)的公寓,他按了门铃,朴顺楠在门内看着丈夫的脸,一言不发地静止在黑暗中,女儿郑艺瑟站在她背后,同样不做声。

  郑正日又按了几次门铃,屋内同样毫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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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灾难事件那永恒的“余韵”,冻结了两人的关系。两人的长子郑秀浩在世越号沉没中遇难,而事件发生时,郑正日仍在越南,并未立即回到韩国。这是朴顺楠拟下离婚协议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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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朴顺楠难以原谅郑正日的,既有他“身为父亲的离场”,也有他“身为男人的离场”。当巨变发生在一个家庭中,家中男人的离场诚然令这个家陷入更深的苦厄,但朴顺楠也并非必须依靠男人的女人,她的苦楚在于,丈夫辜负了儿子的期望——

  秀浩从小就很男子汉地担起照顾母亲与妹妹的责任,他希望家里总要有一个具有担当的男人,而身在越南的郑正日在秀浩遇难后,也屡次梦见秀浩恳求自己回韩国照顾母亲与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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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正日从梦中哭醒

  《生日》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中,通过轻盈灵动的细节,和缓地铺开遇难者家属那充满伤痕并经不起一点刺激的日常生活,而秀浩的生日即将来临,这正是最大的刺激。一家人要如何在秀浩的生日中劫后重生?

  生日来临之前,这家人的生活几乎处于完全崩坏的状态。

  首先坏掉的,是两盏灯,卫生间的灯与门廊感应灯。两盏灯坏掉的状态不同,坏掉所代表的意义也截然相反。卫生间的灯完全不亮,所代表的是秀浩遇难后,这个家男性的暂时离场,所以郑正日一回到韩国,就将卫生间的灯修好,父亲接了儿子的班,让男性回归到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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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灯则会在无人出声的寂静中,也时而奇怪地闪一下,朴顺楠将这种“短暂的闪光”,视为秀浩偶尔对这个家的探望,以弥补男性离场对母亲与妹妹的伤害。所以后来郑正日一并修好了感应灯,秀浩终于可以安心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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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坏掉的,是车。车在驾驶中的声音不对劲,郑正日建议换买一辆新车,朴顺楠情急之下,将车停靠路边,质问:“你以为我愿意开这辆车?你给我买吗?”这种质问的本源,依然是对男性离场事实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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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车,这是事物,事物的损坏逐渐延伸到精神与关系的损坏。学校组织的一次课外活动中,女儿艺瑟无论如何不肯下浅海区捡拾贝壳,平时则连浴缸也不敢进,这是“哥哥被淹死”的事实在艺瑟心中投下的阴影。郑正日因在家庭的灾难中缺席,所以无从知晓女儿的这种“精神损坏”,而朴顺楠对秀浩的过度祭奠,也导致她与艺瑟的母女关系被损坏——

  比如艺瑟看着哥哥的衣服被取出后即变得空空如也的购物袋(“妈妈只给死去的哥哥买了衣服,而未给还活着的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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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晚餐桌上,朴顺楠突然情绪失控,粗暴地将艺瑟抱到门外走廊并锁了门(“你有饭还挑食,你哥哥可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如此种种,不得不令人想起《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宋乔安刘天晴母女间的紧张关系,而朴顺楠与宋乔安又具有基于女性情感特质的共同之处,即面对丧子事实的“鸵鸟心态”:她们不轻易进儿子的房间,不愿接触任何与儿子遇难事件相关的信息,更不会去与遇难场景相似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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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房门前的宋乔安

  相比宋乔安,朴顺楠则更趋于感性。她会购买时下最流行的男式青春外套,回来套在儿子的衬衫外,也会在看到小区男孩放学归家时,十分少女地从窗口跳回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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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灯,躺下,闭眼,微笑地幻想听到输入门锁密码的声音,身体在紧张的颤动起伏中,感受到进门的儿子突然倾身到沙发上,调皮地大喊:“朴顺楠女士,我知道你没睡,我在外面看到你关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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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会质问儿子:“咦,你抽烟了吗?身上一股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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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套流畅并充满动作与语气细节的幻想中,廊灯突然亮起。她进到儿子的房间,嚎啕大哭。

  母亲精神的损坏与整个社区环境的损坏,都被这场哭泣冲刷到观众眼前——对家庭几乎一无所知的回归男性郑正日,此时借邻居的吩咐才明白,妻子朴顺楠患有精神疾病,需每日服药,而朴顺楠漫无休止地哭泣,则使整个社区都处于一种紧张、喧嚣、巨大的悲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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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出悲伤,必须摧毁或直面为悲伤所构筑的空间。

  一部电影必然会为自己的主题构筑空间,如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2001戛纳金棕榈获奖电影同样讲述丧子之痛,便直接以片名点明电影空间,即《儿子的房间》。

  《生日》中,除“儿子的房间”外,遇难者家属还要求校方保留遇难学生的教室作为永远的纪念,谓之“记忆教室”,它同《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宋乔安的电影院一样(其子刘天彦因“无差别杀人案”在电影院遇难),是越逃避便越醒目的刺激性空间,唯有直面,才能令之后的人生免于被这种空间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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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中的记忆教室

  而遇难者家属所要面对的,远不只“悲伤”这一件事,《生日》借“补偿金”一事,还点到为止触及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当遇难者家属之间的利益出现分化,灾难事件后的心理重建会否变质?家属团体中,有位“宝琳的母亲”,因查出癌症,故而接受了补偿金,整个团体便隐约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委屈”地认为接受补偿也未尝不可,另一派则“高傲”地坚持要追寻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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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难者家属之间,因此便隐约产生一种令人心酸的道德绑架:拒绝补偿者站在高地,接受者则处于低点。无所谓谁对谁错,只不过条件、环境甚至立场的差异在最初的极致悲伤退潮后,终于慢慢显现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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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暂时性掩盖这种差异的又一波悲伤浪涌,则在秀浩的生日聚会上来临。

  1997年5月14日 一位天使来到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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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开场,温柔的钢琴乐中,秀浩短暂的一生在房间中的幻灯片上缓缓展现。这场生日聚会,几乎具有前所未有的催泪力量。

  在这样一部弱化悬念的家庭片中,生日成为唯一悬念,如同观众期待李沧东《诗》中最终会出现一首怎样的诗,《生日》中的“生日”,必须具备十分饱满的情绪,而导演李钟言在此制造了一场韩影中难得一见的“群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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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生日的剧情功能,在于拼凑与释放。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出自《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生日》则将这句话反过来——把那些被世越号沉没所毁灭成的碎片拾起,重新拼凑成一个完整、有价值的人,所拼出的人越美好,悲剧的力量便越强烈。

  影片先通过幻灯片纵向拼出秀浩的一生:出生、学走路、帮妈妈做饭、理想从警察到消防员到参加奥运会再到摩托车赛车手,在这过程中,秀浩乐观开朗、好奇心强、疼爱家人等品质也被一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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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通过现场朋友亲人的往事分享,横向拼出秀浩为人处世的温暖与担当。

  一位叫金宰贤的年轻人以“在大风怒号的台风天想起秀浩”为主题,分享了秀浩与自己在台风天漫步街上的往事,招牌都掉下来了,垃圾箱都在天上飞,什么想法都没有的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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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穿浅绿毛衣的男同学读了自己写给秀浩的信,从“致秀浩”开始,写到“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的一切你也知道”,再到“我偶尔会想,我们的回忆会不会是我自己捏造的,但我人生的七年,被你填得满满当当毫无缝隙”,最后,他写出了最动人的“情话”——

  我不会跟你道别,只是在下次,在下次说话之前暂时停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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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位幸存的女生,在哭泣中讲述了秀浩如何将逃生机会让给自己,“我上去以后回头,没有人(秀浩),一个浪却打了过来”……

  由这种种,一个在悲剧之中被毁灭的优秀男孩渐渐丰满立体,纵横双向的拼凑中,所有生者得以在这样一个缅怀的空间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高潮,则诞生于一位诗人写给秀浩的一首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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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对秀浩的父母郑正日、朴顺楠而言,具有致命的情感冲击力。因为诗中秀浩愈是体慰父母,郑正日、朴顺楠便愈是感到自己身为父母的失职——罹难前,秀浩通过聊天软件一遍遍呼唤母亲,但朴顺楠没有接听,罹难后,朴顺楠会夜夜在泪水中翻读这最后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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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正日则通过一次招聘,为观众揭晓,自己离场的三年,原来是因为工作关系被囚禁在越南的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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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我们可以充分体会薛耿求、全度妍两位演员卓越的演技。美国影评人安·霍纳迪在《如何聊电影》一书中,讲过流传在戏剧圈的一个故事:演员艾尔弗雷德·伦特向他的妻子琳恩·方坦诉苦,说他有一场让人上茶的戏原本能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结果却没有人笑。方坦听后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要的是笑声,而不是茶水。”

  哭与笑同理。薛耿求、全度妍在生日诗中失声痛哭,观众之所以会随之哭泣,是因为在这部被台湾译为《没有你的生日》的电影中,他们要的不是哭声,而是“有你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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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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