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地理位置使其举足轻重，其变法图强使其得以跻身战国七雄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王被迫协同韩及其他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
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国“七雄”当中的齐、秦、楚三国地广兵强，各自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其他诸侯。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手。因为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强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他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
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便暂且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即所谓“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
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里，韩、魏两国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所附从的某个强国往往会取得作战的胜利，甚至能够不战而迫使对手割地求和。齐、秦、楚为了达到控制韩魏的目的，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中各施谋略。而齐、楚争霸失利，秦国最终获胜，得以独步天下，这一结果与它们争夺韩魏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国所处的地利形势
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控制了这一区域，就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并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
韩国国土分布于豫西和豫南的丘陵山地、晋南谷地，以及国都新郑所在的豫东平原。《汉书·地理志》日：“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
苏秦日：“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
韩国在军事地理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晋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
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魏惠王时开凿鸿沟运河，把济水与汝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在河淮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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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甾济之间。”
因为韩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而韩国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们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天下之枢”。特别是争霸的两个丰要对手——齐、秦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只有假道韩国才能交锋，如“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
另外，韩魏又是它们抗御对手的屏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在这样的政治地理形势下，诸强对韩国的觊觎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是韩国的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
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微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再次，韩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韩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国尚不具备与其他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由于韩国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
韩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国，被当作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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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韩国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国，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雎、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于其间。”
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
如前所述，由于韩国所在的枢纽地带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于齐、秦、楚国来说，打败对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关键，一方面在于勤修内政，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就在于对外军事、外交活动的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是否能够控制和利用韩魏两国，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统帅多这样认为。
如甘茂言:“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国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势成矣。”范睢对秦王所称:“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三强争霸的战争中，得到韩魏支持的一方往往在激烈的角逐中获胜。
如上所言，韩国在当时的合纵、连横战争里，虽然不是一流强国，却因为地控枢要，拥兵数十万，从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此引起齐、秦、楚诸强的重视，成为它们竞相争夺的首选目标。
韩国的变法图强
战国初期的韩国也和赵国有相似的毛病：国内政治混乱，具体表现为频繁的迁都和弑君，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寻求政治平衡的选择。三晋分晋之时，韩国国都本在平阳，大约在山西临汾附近，后来迁都到宜阳，后来韩景侯又迁都到阳翟，到韩哀侯时期，灭掉郑国，就迁都新郑，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而弑君是紧随着频繁迁都而产生的。在阳翟为国都时期，就发生了著名的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件，这一事件之后，韩烈侯甚至答应严遂终生为相。之后继位的韩哀侯虽然灭掉郑国，但自己却被一个叫韩严的人杀死。这个韩严又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见韩国史料的渺茫不可寻。而在韩昭侯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个“韩姬弑悼公”的事件，这个“悼公”显然不是韩昭侯，因为在这之后韩昭侯还在位十几年，而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又没有一个谥号为“悼公”的国君去世，另这一弑君事件疑窦丛生，成为孤证。但不论怎么说，韩国在战国初期都是一个政治十分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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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
韩昭侯登基后，起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社会改革。申不害的变法，原则也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但重点却主要放在讲求君主统治之“术”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责实”、“挟知而问”等做法。韩国的这一改革，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国家外遭强敌侵凌、内部法纪混乱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和卫鞅、吴起等法家相同的。
所不同的是，卫鞅、吴起等法家主张通过厉行法治来达到这个目的，把法看成实行中央集权的有效工具，通过法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统治，剥夺一些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并作为管理监督臣下工作的依据，使国家大权集中到国君手中。
申不害固然也讲法，曾经说：“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但是他没有把法放到主要地位，而主要讲究的是术，所以韩非批评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主张“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就是君主委任官吏，要考查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上是否忠诚，据以进行赏罚，从而提拔忠诚的人才，清除奸邪的官吏。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责实”呢？申不害认为要靠机密的手段，就是韩非所说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要“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要装作不听见、不看见、不知道，不暴露自己的欲望、智慧和观察力，使臣下无从猜测国君的意图，无从讨好取巧，无从隐藏自己的错误缺点，这样就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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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当作“王”）。”这简直是要国君用阴谋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人民了。
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但韩国的改革有一个根本性的局限，即不大重视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彻底性的变革，因而效果受到影响。变法主持人韩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继续下去，终战国之世，韩国一直积弱积贫，无太大的作为。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我想与申不害的变法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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